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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頁 ? 綜藝 ? 內地綜藝 ? 風云粵商在線點播迅雷下載
    風云粵商
    風云粵商
    主演:梁音
    類型:財經,大陸綜藝,國產綜藝
    相關搜索:風云粵商視頻 - 風云粵商主持人梁音截圖 - 風云粵商梁音微博 - 風云粵商視頻黃建平 - 風云粵商馬燦河 - 風云粵商介紹 - 風云粵商王文銀演講 - 風云粵商在哪個頻道 -
    導演:
    地區:中國大陸
    年份:2017
    語言:漢語普通話
    備注:更新至202008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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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簡介
    《風云粵商》是一檔由廣東廣播電視臺、南方財經全媒體集團、廣東省工商業聯合會聯合主辦,廣東廣播電視臺經濟頻道制作承辦的南中國最高端的企業家訪談電視節目《風云粵商》。節目由著名節目主持人、制片人梁音通過訪談演講的表現形式與粵港澳地區著名企業家交流,分享商業成功人士的商業智慧,啟迪大眾創新思維。旨在打造一檔有思路,有深度的企業家財富智慧演講類節目。
    • 彭澎的學術成就

    中國歷史上有十大商幫,一統中國商界。在明代,“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山西)”;到清代中前期,徽商已赫然成為十大商幫之首,足跡遍天下,有“無徽不成鎮”之說?;丈?,指由古徽六邑(歙縣、休寧、黟縣、祁門、績溪、婺源)之人組成的從南宋時開始興起,至明清鼎盛,清末后衰退的具有典型封建性和鄉誼性的經營商業之幫。舊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團的總稱。又稱 “新安商人”,俗稱“徽幫”?;丈堂壬跂|晉,成長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丈?,指的是明清時期,江南省和江南省分治后安徽省江南地區徽州府轄地經商的商人和商人集團,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徽州府之外的松散的安徽各地區商人個體,一般稱之為“皖商”,與徽商對應?;罩?,今安徽省黃山市,宣城市績溪縣,江西婺源縣,徽州六縣指歙、黟、休寧、績溪、婺源(1949建國后,被劃入江西)、祁門?!稌x書》載,徽州人好“離別”,常出外經商。齊梁時,休寧人曹老常往來于江湖間,從事賈販。唐宋時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產的運銷外,商品茶和歙硯、徽墨、澄心堂紙、汪伯立筆等產品的問世,更加推動了徽商的發展。 徽商的興起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條件。首先是客觀環境的壓力?;罩萁橛谌f山叢中,“東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嶺之寒,南有江灘之險,北有黃山之軛”。山多地少,加之自魏晉以來中原戰亂不迭,大量的人口涌入徽州,就出現了“地狹人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的狀況,于是出現“非經營四方而絕無活路”。為了謀求生活,人們不得不翻山越嶺,或順新安江而下,去毗鄰的經濟相對發達的蘇杭一帶經商,至今黃山還流傳一句民諺:“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本枚弥?,經商成為古徽州人的傳統習俗。明朝王世貞說:“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边@就是說每十個徽州人中,就有七個在外經商。二是徽州本土經濟模式的內在要求?;罩莸淖匀画h境結構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自然資源也就十分豐富,盛產茶葉、木材、中草藥,土特產非常多。另外,與山區經濟相關聯的徽州手工業品也極為豐富,如陶瓷、徽墨、歙硯、漆器等。他們只有把這些東西輸出去,方可換取徽民們生活所需的糧、油、鹽等,才能達到互補以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三是南宋王朝遷都江南的契機?;罩菥o靠南宋王朝都城臨安,徽商充分利用了這一有利時機大做生意,以致早在南宋初年,徽州就有“十萬大公”、“祝半州”等大商巨賈出現。四是徽州擁有以新安江為主的縱橫水系,極大地便利著徽商對商品的運輸。 徽商經營物類很廣,“其貨無所不居”,而以鹽、茶、木、典當四者為大宗。首先是鹽商,“新安多大賈,其居鹽者最豪”?;杖藰I鹽開始于宋元,盛于明中葉,特別是“開中折色法”實行后,徽人大肆進入兩淮業鹽?!皟苫窗丝偵?,邑(歙縣)人恒占其四?!薄靶掳泊筚Z,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如歙人江春,業鹽揚州,曾任兩淮鹽業總商達40余年,富可敵國,乾隆每次南巡,他都鋪張接駕,“以布衣上交天子”。另一徽商黃氏夫婦為討好南巡揚州的乾隆皇帝,雇工數千,一夜造成“三賢祠”,乾隆爺見后嘆曰:“富哉商乎,朕不及也?!痹偈遣枭??;杖嗽谌珖S多城市開設了茶號,如乾隆時,僅北京就有徽人開的茶行7家、茶商字號166家、小茶店數千家。第三是木商?;罩菔a木材,木商不僅有行商,還開有木行及木公所,如創建于乾隆五十一年的杭州“徽州木業公所”,參加者有徽州六邑木商五六百人。最后是典當業?!盎丈涕_當,遍于江北”?;罩莸洚?,強化薄利多貸,便民濟貧,故深得人們歡迎,競爭力也很強。 徽商之所以能在眾商幫中稱雄,重要的還在于有高明的經營藝術。賈儒結合是徽商的重要特點,由此決定徽商“雖為賈者,咸近士風”。為求商德,徽商以誠待人,“忠誠立質”,廣得人緣?;丈桃孕沤游?,市不二價,童叟無欺。為求商德,徽商注意商品質量,“寧奉法而折閱,不飾智以求贏”。清婺源商朱文熾貿茶珠江,每當出售新茶過期后,再貿總要注明“陳茶”二字,以示不欺。善于把握市場行情,也是徽商經營致富的一個重經秘訣。明中葉,歙商江才認為:“丈夫當觀時變,察低昂,立致富貴耳?!被丈虨楸WC自己經商不敗,除有商德外,還必須工心計,多謀略?;丈踢€特別注意對外廣交誼,結人緣,對內知人善任,人盡其才,以建立良好的外部與內部環境?;丈藤Z而好儒,“賈為厚利、儒為名高”。逐名高是為了大名聲,而大名聲,按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增加無形資產??梢哉f,徽商為逐名高,往往是不惜血本的。 徽商從南宋后開始崛起,至明清達到鼎盛,馳騁中國商界長達三四百年,影響深遠?!般@天洞庭遍地徽”說的是徽商在空間上的影響,即徽商無孔不入,足跡遍天下?;丈套阚E遍天下,首先是遍及當時中國幾乎所有的省府州縣的都會城市。舉北京說,明隆慶年間,“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萬計”。除都會城市外,徽商還遍及“山陬海埂,孤村僻壤”,遠及僻遠周邊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另外,徽商不僅在大陸做生意,還貿易海上,足跡涉海外。著名的有“徽王”王直、徐海等。由于當時明王朝的政策是海禁,王直的貿易實屬走私,因此屢遭打擊。王直于是結集自己的海上武裝,與官府作對,竟借居日本的海島,自立為主,自稱“徽王”,嘯聚海上,一手制造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嘉靖海亂”。諺語“無徽不成鎮”精煉地反映了徽商對市鎮發展的深刻影響。按字面理解是:一個市鎮,如果沒有徽商在此的活動,則難以成為一個真正的市鎮。具體地說,它有三個層面的涵義:一是一個原本是平淡僻小的鄉村,如果有了徽商,它很可能就會成為一個有影響的市鎮;二是一個原本是市鎮的地方,如果有了徽商,則它的經濟與文化的發展會走向繁榮昌盛;三是一個市鎮,如果它沒有徽商或者說過去有徽商曾繁榮,后徽商撤出或徽商衰落了,則這個市鎮也就衰落了。 徽商在南宋崛起時還是一個不起眼的小幫,明時已成為商界一支勁旅,清時則躍居為十大商幫之首,其中有兩大特點有別于其它商派?;丈痰谝淮筇攸c是以宗族鄉里為紐帶?!盎罩菥圩寰?,最重宗法?!被罩萆倘说淖谧搴袜l土觀念十分濃厚,徽州商幫就是以同族或同鄉為紐帶組織發展起來的。明清時期,徽商在北京、南京、揚州、武漢等許多城市,都集資修建了專供徽州籍商人活動的公共場所——會館。在有些城市還專門為徽商子弟修建徽州學館,以維系第二代徽商的宗族鄉土情結。會館作為聯絡同鄉感情、交流商業信息、維護徽商利益的機構,對徽商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徽商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賈而好儒”,賈仕結合,官賈儒三位一體。我國封建社會后期,商界競爭日趨激烈,這就要求經商者對市場、自然、社會諸因素,作出精明的分析和正確的判斷,同時要求經商者具備一定的管理和組織才能。具備這兩點者,必然需要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識,由于徽商“賈而好儒”,許多經商者都受過較深的儒學教育,掌握了較多的文化知識,使他們在經商活動中,注重職業道德和商業信譽,善于運用高明的經營藝術。在中國封建社會,“士、農、學、商”,“商”居四民之末?;丈虨樯婧透偁幙紤],賈仕結合,通過攀迎封建勢力,以改善環境?;丈探Y交官宦以至天子,大鹽商江春直接上接天子。有的以賈進仕,績溪人胡雪巖就是著名的“紅頂商人”?;丈踢€充分利用鄉里宗族的在仕之人,馬克思《資本論》中所提到的唯一中國人王茂蔭,就是出身于徽商世家,其本人也是一個典型的徽商在京的政治代言人。賈仕結合,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會地位,從而獲得極大的無形資產;獲得較好的政策環境和政治保護,并可享受封建特權,利于壟斷。 山西商幫與徽州商幫在明代本是勢力相當的兩大商幫,但到明代后期,在兩淮鹽業中,山西商幫便每況愈下,而徽商卻迅猛發展。原因何在?重要一條便是:山西商人不重視讀書,而徽商卻好儒學。據有關材料記載,山西商人重利甚重名,叫俊秀子弟從賈,而命中材以下者讀書應試,結果,從賈者無文化知識,商業經營大受影響,讀書者才智平庸,難中科舉。如此以來,怎能敵過賈儒結合、練達明敏的徽商?;丈獭百Z而好儒”的主要表現就是十分重視智力投資,重視教育?!白x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以及“三代不讀書,不如一窩豬”。從這些對聯民諺中我們就不難看出徽商對教育的重視。清康熙年間統計,徽州六縣有社學462所?!缎輰幙h志》載:“明代徽州56萬人口,書院多達54所?!惫驶罩菟赜小懊┪輹暲省敝Q。由于徽商重視智力投資,大力捐資興教,因此,徽州“人才郁起,為海內之望,郁郁乎盛矣!” 徽商創造了驚天動地的業績,靠的是人,是一種精神,有人以“徽駱駝”來比喻。它至少反映四個層面的內容。一、不甘窮苦,矢志千里,勇于開拓的精神。二、不怕挫折,執著追求,銳意進取的精神。三、不辭勞苦,克勤克儉,艱苦奮斗的精神。四、不作內耗,整體一致,團結協作的精神。 “花無百日紅”,有些朋友會問到這么一個大的商幫是怎樣衰落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清代道光年間,革除淮鹽積弊,實行票法,使鹽商利益受到重大打擊,徽州鹽商首當其沖,損失慘重。二、清咸豐年間試行鈔法的失敗,給經營錢莊的徽商打擊也是巨大的。后來清政府對典當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稅,實行“厘金”的政策對經營典當和長途販運徽商沖擊非同小可。三、鴉片戰爭以后,資本主義國家現代機器生產的工業商品以價廉質優傾銷于我國各地,徽商經營的小手工業品根本無法與其抗衡。四、咸豐同治年間,徽州戰亂,太平軍與清軍在此攻防爭奪,激戰不斷,殘酷地燒、殺、擄、掠,尸橫遍野,戰火連綿10年之久,徽州慘遭自古以來罕見的災難,使得徽商在人力、物力、財力上遭受嚴重的摧殘?;谝陨现饕?,徽商在清末民國初,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 正是由于徽商雄厚的經濟基礎,以及賈而好儒,崇文重教的特點,直接推動了徽州文化的繁榮與發達。所以說徽商是徽州文化的原動力,是徽州文化發展的“催化劑”。今天,時逢盛世,新徽商們正大力弘揚徽商精神,重振徽商雄風,以振興黃山經濟?;丈贪l展時期的特點1、遍布全國,與晉商齊名,到處有徽商足跡。2、經營品種廣泛,鹽、棉(布)、糧食、典當、文具筆墨(文房四寶)。3、吃苦耐勞、勤儉節約、小本經營、由小到大。4、資本雄厚。如休寧人任福光在江淮從事販鹽,擁有船等4艘,所銷之鹽占淮鹽的1/2以上。清乾隆末年,關稅盈余每年85萬兩銀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葉為第一位。揚州從事鹽業的徽商擁有資本四千萬兩銀子,而當時清 朝的國庫存銀僅7000萬兩。5、經營之道。信守的經營理念是“講道義、重誠信”“誠信為本、以義取利”,在市場上取得良好信譽。6、獲利致富后回報家鄉,興辦社會公益事業、慈善事業。1805年黃河淮河大水,揚州徽商捐大米6萬石,200萬兩銀子?;丈叹竦膬群艾F代價值徽州經濟文化領域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徽商始終是一個凝重的話題?;丈虜蛋倌甑慕洜I活動,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遺產。我們認為:有形的物質財富固然寶貴,但無形的精神財富更應得到今人的珍視,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將會讓我們世代受益無窮的財富之源,其內涵十分豐富,其中最為重要的有以下幾點:一、敏銳的創業眼光?;罩萆倘俗孕〗邮芙逃?,相比于其他商幫要優秀得多,因此能夠在張弛萬變、風云詭譎的商界權衡利弊,擊敗競爭對手。明正德、嘉靖間歙縣商人程澧出吳會、盡松江、走淮揚、抵幽薊,“萬貨之情可得而觀”,他雖“坐而策之”,四十年后卻“加故業數倍”就是一個典型事例。所以《江南通志》說徽州商人“善識低昂時取予”,“以故賈之所入,視旁郡倍厚?!倍?、進取的人生態度。出于謀生的需要,徽州人不得不從小背井離鄉,外出創業。異地的陌生、商路的艱險,無不從肉體到精神殘酷地折磨著他們。但素以“勤于山伐,能寒暑,惡衣食”著稱的徽州人,都能肩負父兄、家族生存發展的重負,義無返顧地“離世守之廬墓,別其親愛之家庭”,“近者歲一視其家,遠者不能以三四歲計”。許多人“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擾未厭焉?!膘h商人許荊南在荊州貿易,生意虧本自感無臉回家;其子許尚質繼承父業,“浮游四方,取什百之利”,前后在四川活動二十年,雖家資百萬,也“不競芬華”。正是他們這種開拓進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的勇氣和經歷,為徽州人樹起了不朽的“徽駱駝”紀念碑。三,誠信的處世風格。在商業資本的盤剝下,農民和小手工業者受害極深,于是“無商不奸”之類的詛咒此起彼伏。然而這正表明了一個事實:講求商業道德,建立公平交易的市場秩序,已經成為時代的迫切要求。在這種形勢下,徽商舉起“誠信”的旗幟,本著先義后利、義中取利的心態走進市場,恪守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奉公守法、互惠互利等基本道德,自然博得廣大生產者和消費費的歡迎,使他們在生意場上左右逢源,處處受益?;丈虆悄掀隆皩幏罘ǘ坶?,不飾智以求贏”、“人寧貿詐,吾寧貿信”的表示,胡仁之大災之年不為“斗米千錢”所動、平價售糧的舉動,都使徽商“誠信”的風格得以彰顯,進而成為徽商集團的標識。四、合作的人際關系。相對于商海的狂風巨浪,個體的商人只是一葉扁舟,因此,在徽商這樣的集團里,他們對和諧的人際關系的追求依然執著,善于處理同宗人士的關系,并且卓有成效。明末休寧義士金聲說:徽商“一家得業,不獨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數十家?!彼麄円沧⒁鈴娀l的情誼。遍布各地的徽州或新安會館,就是徽商將具有地緣關系的同道攏聚在一起的重要據點。即便是與消費者建立的也是互惠互利的長期關系。清代歙縣商人吳炳留給子孫的是十二個字:“存好心,行好事,說好話,親好人”,又說自己活到老,學到老,猶深感“厚之一字,一生學不盡,亦做不盡也”。五、超首的契約意識。正是在頻繁的社會活動特別是在經濟活動中,徽州商人依靠“約”和“法”來維護權益、協調關系的意識慢慢覺醒,并逐漸形成了凡事“立字為據”的習慣?,F存涉及社會經營活動方方面面的、大量的徽州契約文書,就反映了徽州民眾這種“民間法”由原始走向規范、走向成熟的歷史演進過程。長期為外人所責難的“徽人好訟”,實際上正是徽州人致力于構建法制社會的一種民間嘗試。 徽商術語解讀 【貸本經商】徽商資本來源之一。借高利貸從事商業經營,是徽州商人資本的重要來源之一。金聲《與徐按院書》指出:徽州人"雖挾貨行賈,實非己貨,皆稱貸于四方之大家,而償其什二三之息,但以運貨于其手,則伊若如其所有,而以為此民貨也"。婺源人江汝元便是以貸本經商起家,終致大富。 【佃仆制】具有嚴格隸屬關系的租佃制度,明清時期流行于安徽、江蘇、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廣東、福建等省的某些地區,安徽的徽州地區尤為盛行。佃仆有時被稱作地仆、莊仆、莊人、住佃、莊佃、火(伙)佃、佃民、伴當、佃童等,另外還有祁門的莊戶,黔縣、休寧的小戶、小姓,歙縣的底下人,績溪的?;?,以及查灣的郎戶和小戶之稱,都是性質相同的名稱。郎戶亦稱拳頭莊,小戶又以承擔的勞役而賦予不同的名稱,諸如守墳莊、包袱莊、抬棺木莊、龍燈莊、吹打莊、道士莊、火把莊、挑擔莊、抬轎莊、糧倉莊、守夜莊、守木莊、修房莊、搭戲臺莊等,莊是莊仆的省稱。佃仆的來源有多種形式,或由家內奴仆釋放而來,或因佃種地主或祠堂的土地而來,或因無處棲身而被迫居住地主莊屋以致淪為佃仆,或因先人葬于地主山場而淪為佃仆,或因入贅、婚配佃仆的妻女而淪為佃仆,或因生活所迫賣身為佃仆。佃仆的生活環境惡劣,受地主的田租、山租、高利貸和額外農產物勒索等剝削,還必須為地主的冠婚喪葬及日常生活提供搖役。佃仆與地主之間存在著主仆名分,沒有遷徙的自由,婚配受到干涉,沒有科舉入仕資格,甚至言談、服飾等日常生活小節亦受到束縛與干涉。在法律地位上佃仆同于奴仆,日常生活中同樣遭到歧視。但是佃仆與奴仆存在性質上的區別。地主對奴仆的人身控制是無限制的,對佃仆則有限制,驅使佃仆是有條件的;佃仆是主人的"人",而不是象奴仆實為主人之"物";奴仆以口為單位計算,佃仆則有家庭,有一定私有財產,以戶來計算。佃仆是由于種主田、住主屋、葬主山而以契約或宗規家法的形式確定與主人的關系,并歸屬于整個宗族的家奴,社會地位介于奴仆與佃戶之間,這種以大量佃仆存在為基礎的佃仆制,產生于東晉、南朝、隋、唐的部曲、佃客制的基礎之上。它在徽州特別盛行,可以歸結為徽州鄉紳勢力特別強、奴隸制殘余一直遺存等原因。但是,到清朝中后期,由于佃仆的絕對數量逐漸減少,謠役地租開始向貨幣地租轉變,還有佃仆、奴仆起義頻繁發生等原因,佃仆制日漸衰落,最終走向消亡?!痉乔趦€不能治生】徽商持家、經營方式。語見《豐南志·從父敬仲公行狀卜"非詩書不能顯親,非勤儉不能治生。"意思是只有通過讀書做官,才能光宗耀祖;只有勤儉,才能發家?;罩莸谝淮倘?,大多一貧如洗,勤儉發家顯得尤為重要。婺源人李祖記,早年業儒,因生活貧困,棄儒就商,從事販木。凡竹頭木屑均舍不得丟棄,收集起來,各當其用,逐漸發家致富。既富,勤儉不減貧困時,每天粗茶淡飯,一件布衣穿了十多年,一雙云履只在見客時穿。居室極陋隘,也不新建,資金全部投入營運。富商大賈,也以勤儉自律。歙縣大鹽商鮑志道,擁資巨萬,不事奢侈,家中不專備車馬,不演戲,不豪宴請客. 【賈而好儒】 徽商特色之一。明代有人把徽商分為"儒賈"和"賈儒"兩種。儒賈以經商為名而行儒教之事,賈儒以崇儒為名而行經商之事。兩者都是具有相當文化程度的商人,或具有經商才干經驗的文化人,是賈與儒的結合,是文與商的交融。"賈為厚利,儒為名高"(《太函集》卷52)?;丈藤Z而好儒,受到較深的儒學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識,使他們在經商中,善于運用心計,精干籌算,審時度勢,決定取予。明代欲人黃鐮,少時從儒就學,立下經世之志,后來棄儒經商,在閩、越。齊、魯間進行商業活動。由于善于洞察"盈虛之數",故精干"進退存亡之道",獲利甚多。清代款人葉天賜,生性聰穎,工詩詞,擅書法,因家貧行賈,"料事十不失一",一躍而為揚州富商?!練w德孟嘗】徽商對待債務的一種態度。語見敦縣《潭渡黃氏族譜·故國子生黃彥修墓志銘卜"贏則不貸,貸則不贏,重以歲兇,索之何益?馮援俠客,猶能歸德孟嘗,公等休矣,吾不逞椎牛。"徽商經常免除一些債戶無法償還的債務,明代婺源商人汪拱干一次焚券達數千張。黃彥修的話表達了徽商對免除債戶債務的見解?!炯t頂商人】對清末著名徽商胡塘(字雪巖)的別稱。胡光埔因捐輸及佐輔陜甘總督左宗棠有功,清廷賞封布政使銜,從二品文官頂戴用珊瑚,賞穿黃馬褂。人稱"紅頂商人"。當代臺灣著名作家高陽發表有《紅頂商人》長篇歷史小說,描寫胡光墉一生的興衰史,使胡光埔"紅頂商人"的雅號家喻戶曉。參見[胡光墉],也有將"紅頂商人"泛稱所有亦賈亦儒,帶紅頂帶的徽商大賈。



    明清時期晉商興盛和衰敗的制度為什么

    晉商曾在明清商界馳騁長達5個多世紀,足跡不僅遍布中國大陸,而且遠涉蒙古、俄羅斯、日本、新加坡等地,甚至壟斷了對這些國家的進出口貿易;他們經營項目廣泛,尤以金融業名震海內外,幾乎壟斷了全國的金融匯兌,山西票號被稱為“匯通天下”,山西票商被譽為“第一商人”。然而,由于晉商本身寄生于封建社會的衰弱病體上,加之自身的軟弱性、保守性、落后性等特征,在本國封建統治者的壓榨,西方工商業者的不平等競爭以及自然災害的影響,社會暴動的沖擊下,清末民初晉商最終無法適應近代中國的劇變,整體性地衰落了。晉商崛起于明而鼎盛于清。明代謝肇制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山西)… …其富甚于新安?!盵1]據史載,明嘉靖權臣嚴嵩之子嚴世藩曾為當時天下富豪排名,資產在白銀50萬以上的17家中,除12家皇親、貴戚、權臣外,平民出身的5家商賈中,晉商占了3家,徽商占了2家。[2]可見,晉商在當時已是一支與徽商共執中國商界牛耳之勁旅了。有清一代,晉商臻于頂峰,足跡不僅踏遍中國大陸,還遠涉俄羅斯、朝鮮、日本、新加坡等地?!犊滴跄涎裁赜洝分休d:“故晉之人長于商,車轍馬跡遍天下。齊、魯、秦、燕、趙諸大市,執商市之牛耳者晉人。故晉人之富甲于天下”?!段迮_新志》載:“有麻雀之處即有山西商人”。晉商不僅活動地域廣闊,而且經營業務也非常廣泛,并且在許多行業居壟斷地位。何秋濤《朔方備乘》載:“所有恰克圖貿易商民,皆晉省人,由張家口販運煙、茶、緞、布、雜貨”。清人衷斡《崇市雜詠》記載:“清初茶葉,均系西客(晉商)經營”。清初皇商介休范氏壟斷了對日銅貨貿易,占當時洋銅進口的一半左右,每年采辦量達130萬斤左右。山西的 “大盛魁”、“復盛公”等曾壟斷了對蒙貿易。素有“第一商人”之稱的山西票商在鼎盛時,票號遍布全國,并在日、朝等國家設立分號,進行跨國經營。庚子事變后票號存放匯兌業務激增,光緒三十二年,匯兌總額達三四億兩,[3]稱雄中國金融界,被譽為“匯通天下”。晉商活躍時期之長,范圍之廣,積累財富之巨,影響之大,在中外商業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筆。然而到清末民初之際,曾經在明清商界縱橫馳騁,叱咤風云達5個多世紀的地域性大商幫——晉商卻步入了整體性的衰敗之路,給世人留下無盡的慨嘆、教訓。晉商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社會政治經濟方面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內部因素。(一) 首先我們從外在因素來分析,主要有三點:第一,清政府對晉商的肆意壓榨,使晉商不堪重負。中國作為一個封建農業國家歷史悠久,歷代統治者為了維護其專制統治秩序和小農經濟結構基礎,往往實行重農抑商政策。清末,隨著封建制度的進一步衰落,政府對商業控制雖相對減弱,但對商人的壓榨卻愈加苛重。這主要是因為,一方面,追求奢豪生活的欲望使得統治者加大了對商人的剝奪。上至皇帝公卿貴戚下至普通官吏往往生活奢豪腐化?;实鄢鲅?,所經之處,“各商預輸蘇杭間彩鍛與奇玩,路旁結棚如物形,或樓臺狀,旁極眩彩。店鋪間待皇帝經過,眾商山呼如雷?!盵4]再如,慈禧六十歲生日時,京城各處張燈結彩,結撰樓閣,金銀宮闕,剪彩為花,鋪錦為屋,每數十步一戲臺,令人眩目。而這些奢侈生活的維系,大多是通過巧立名目,增加稅賦,強迫商人捐獻報效等方式而來的。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腐敗統治,內外矛盾激化,鎮壓起義和對外戰爭都需要大量的軍費開支,而歷次對外戰爭的失敗,伴隨而來的都是巨額的戰爭賠償,而政府財政匱乏,于是便將賠償的重負轉嫁給整個社會。商人首當其沖,執中國商界之牛耳的晉商更是深受其害,往往承擔沉重的苛稅、捐輸、攤派。史載,光緒元年(1875年)至十九年(1893年)清政府在山西大量設置厘卡,使每年厘金收入從白銀9萬兩上升到22萬兩,藥稅、票稅、鹽價加斤等雜稅每年增加多達20萬兩。[5]如果說,商稅的濫征、重征僅僅使商貿成本加大,利潤減少,競爭能力減弱的話,那么捐輸攤派的掠奪則使晉商流動資金減少,給晉商發展帶來很大困難,傷了元氣。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因鴉片戰爭賠款,清政府向晉商攤派捐輸金額達白銀200余萬兩。[6]太平天國起義期間,清王朝為了籌集巨額軍費,推行捐借政策。咸豐二年(1852年)二月至次年正月,晉商捐銀1,599,300余兩,占全國新捐銀37.65%,[7]為全國各省捐輸之首。清人徐繼畬(山西人)曾云:“吾省前后捐輸已達五六次,數逾千萬”,至使出現“富民膏血已罄竭”的嚴重局面。第二,清王朝腐敗無能,使晉商在同外商競爭中得不到有力的支持。 以中俄恰克圖茶葉貿易為例,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圖條約》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中俄《恰克圖市約》簽訂后,恰克圖成為中俄貿易的中心,為雙方計價便利,條約規定雙方以暢銷貨為單位(1800年之前用中國棉布,此后改用茶葉),晉商瞅準時機,迅速占領市場。恰克圖茶葉出口完全由50余家山西茶商壟斷。平等的商貿給雙方都帶來好處。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間僅恰克圖一地,中國對俄國茶葉出口每年平均達800余萬俄磅,價值800萬盧布,約合白銀320萬兩之多,而同期俄國每年由恰克圖向中國出口的商品也達600—700萬盧布。[8]1812—1859年間恰克圖的俄國對華貿易額占俄全部對華貿易的40%--60%,而中國出口商品的16%和進口的19%也都是經過恰克圖貿易的。然而,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沙俄脅迫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條約》、《中俄北京條約》和《中俄陸路通商章程》。通過這些不平等條約,沙俄攫取了許多商業特權。1860年俄商取得了在蒙古邊境以及張家口和天津、上海、漢口等大商埠的通商特權。同治五年(1866年)俄又強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關的復進口稅,這樣沙俄在天津獲得享受低于列強1/3稅率的優惠及海關免征茶葉稅的特權,從而使俄商的貿易成本大幅下降,而晉商則因國內關卡重重,要付數倍于俄商的厘金稅,使販運成本高出俄商許多。此外俄商還利用特權在漢口、九江等地建立了現代磚茶廠,采用蒸氣設備,進行規模經營,使生產成本降低。同時,由于西伯利亞鐵路,中東鐵路以及京張、京綏鐵路的開通,使俄商運輸成本大大低于晉商所開辟的草原絲綢之路的運輸成本。便利的交通也利于俄商深入中國腹地同晉商爭奪市場。這樣晉商競爭力大為削弱。迫于形勢,晉商只好改變經營策略,采取賒銷茶葉給俄國中小茶商,以吸引顧客,結果大多俄商因破產或惡意拖欠,使晉商遭受沉重損失。1900年僅太谷“大泉玉”等16家茶商損失達白銀62萬余兩。[9]宣統元年(1909)俄政府又違約宣布對在俄華商征以重稅,以排擠中國商人。而清政府軟弱無能,毫無對策,晉商無法在俄立足,紛紛回撤國內,這次中俄茶戰,晉商遭到重創。 在這種不平等競爭下,曾稱雄塞外的山西旅蒙商人在清末也被俄商逐步排擠出蒙古市場。國內市場中,晉商發展也遭到嚴重扼制,例如曾作為“匯通天下”的晉商票號由于外國銀行在通商口岸利用特權展開不平等競爭,損失嚴重。江西巡撫李勉林在二十世紀初曾指出“近代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設銀行,西商(山西票號)之利,稍為所奪?!盵10]關于這一方面,天津匯兌業情況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天津對上海棉紗款項的匯兌年約白銀100萬兩,其中由外國銀行經辦的竟達半數,錢莊、銀號30%、票號僅20%。第三,清末民初自然災害、戰爭頻繁,社會動蕩使晉商失去了安全的經商環境。19世紀中后期的中國,自然災害,社會動亂連綿不斷,規模之大,次數之頻,世所罕見。全國幾乎無一年無一地不發生災害,“餓殍布滿于道”[12]據駐天津的萬國救濟委員會估計,僅在光緒三年到四年(1877—1878年)的饑荒中,就有900萬到1300萬人死于非命。山西有句民謠:“光緒三年,死人一半”。曲沃縣在三年旱災中人口從285,911人減至35,705人,人口減少了87.52%。而以富康著稱的平遙大災之后人口也從30萬銳減到19萬。[13]遭災之慘,不可言狀。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起義、中日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庚子八國聯軍侵華,辛亥革命等社會暴動又使晉商發展蒙上了陰影。天災人禍使人民流離失所,掙扎在死亡線上,購買力下降,這樣商品貿易額必然隨之減少;不穩定的社會秩序,還使正常的商貿活動受到侵害,商家被搶、商隊被劫。我們以晉商票號來分析一下。道光三十年(1851年)十二月十日,太平天國起義爆發,起義軍所向披靡,很快攻入兩湖地區,漢口一帶成為戰火的聚焦點。而晉商票號在此設置分號最多,達33家,由于社會動蕩無法經營,只好回撤。[14]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京師的工商業受到極大摧殘,“十室九空,生計殆盡”,晉商中的票商京師分號大多遭搶劫,由于與總號失去聯系,無法經營,只好倉促回撤,而事后幸存下來的也都紛紛縮減存款,收縮規模。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各地戰火紛紛,許多商號破產,晉商票號或被搶,或由于放貸巨款無法收回,各地發生擠兌風潮,資金周轉不靈而面臨破產倒閉危險。據統計,1911年還有24家山西票號,過了5年(即1916年),已有10家倒閉,1家改制成商業銀行,只存13家苦苦支撐。[15] 以上為晉商衰落的外在原因,而這些也是其他地域商人所面臨的問題,但為什么同樣條件下,粵商、浙商等卻經過危機轉化為現代商業資本呢?可見,這是與晉商自身的內在因素有關,以下我們分析一下晉商衰敗的內在原因。(二)晉商衰敗的內在原因有四點:第一 依附封建政治勢力,使晉商走到了死胡同。晉商在其長達5個多世紀的發展中,一直與明清政府關系密切,將自己的命運之索系在明清政府行進的車輪上,這雖然對晉商的產生與興盛有很大促進作用,但當封建王朝走向最終衰落時,晉商由于失去政治依托而必然衰亡下去。以被稱為“第一商人”的山西票號為例,我們知道,票號創立本為解決商賈困難,但票商們很快意識到要想生意穩定發展,必須為政府為官員提供服務,尋求依靠。這就密切了票商與政府的關系。以19世紀60年代太平天國運動及捻軍起義為界,山西票商為清政府和官員的服務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為官吏個人服務為主,第二階段則與清政府財政管理相連接。由于清政府大肆賣官,票商便大量支助一些人買官,這些人一旦達到目的便大多把手中公款低息或無息存入票號,票號再高利放出,從而獲利。另外,清政府為解決餉銀以及賠款等問題,為便利、安全多求助于票號。例如:左宗堂票號從1866年11月到1881年1月,共向晉商票號借款880余萬兩白銀。[16]中日甲午戰爭后清政府的巨額賠款也是通過晉商票號匯解的。[17]庚子事變后,慈禧西逃途中得到晉商票號的大力支助,感激之余,大量官款都通過晉商票號存匯,如京餉、地方協餉、涉防經費、鐵路經費、賑款、河工經費等都由山西票號匯解,一時山西票號成為清政府財政管理活動的代理機構,山西票號得到空前發展。山西票號中日升昌票號1906年14個分號共匯兌白銀3222多萬兩,而其中官款就達白銀2257多萬兩。 [18]山西票號被時人稱為“匯通天下”。然而隨著清政府的瓦解,貸給清政府的大量款項也隨著清王朝的覆滅而無法收回,同時又不能和新政府建立密切聯系,獲取新的政治依托,這樣,晉商票號的政策優勢也因而喪失了,面對近代新式銀行的競爭壓力最終隨著封建社會沒落而走向了盡頭。第二,由于晉商本身僅只是一種封建體系下的變種,所以具有許多與生俱來的封建性、保守性、落后性的東西,從而無法適應近代劇變,最終走向衰落。 晉商中許多大商號總部都地處晉中一隅,在其剛興起之時,還可利用山西的地理優勢,但到清末民初時,由于商業重心的轉移,商道改變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地方再作為總部,交通滯后,信息閉塞的弊端便顯露出來了。以票號為例,日升昌等著名的“十大票號”總部在平遙,曹家“太谷標 ”總部在太谷,喬家“在中堂”總部在祁縣等,這些地方狹小偏僻、信息不靈,不能夠從外界汲取足夠的生存養分,無法適應新舊轉換時期的經濟要求,當發生變故時不能適時的做出相應的反應。當近代中國經濟重心轉移,上海等日益成為全國金融中心,近代新式銀行興起,舊式票號業無法與之競爭時,山西票號大多采取保守態度,無所作為。光緒三十年(1906年)當時清戶部尚書鹿鐘霖,奉命組建大清戶部銀行并力主官商合辦,邀請山西票號入股時,山西票號各總部卻加以拒絕。[19]仍盲目迷信傳統的舊式經營,而喪失了商機。當組建新式銀行已成趨勢,各分號紛紛要求總號組建銀行,并于1908年由著名票商李宏齡,渠本翹等發起倡議組建山西票號聯營的新式商業銀行時,各總部卻由于不了解分號已面臨危機和創設新式銀行的重要性,便堅決反對,致使山西票號又一次錯失了發展機遇。晉商的鄉土觀念很重,他們常以同鄉或同宗為紐帶發展成商幫,著名的平陽幫、澤潞幫、蒲州幫就是由同鄉組織、發展起來的。這種商幫帶有很大的封建封閉性,盡管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內部團結,避免了內部競爭,也有利于同外部競爭,但從長遠來看卻不利于商業發展,帶有一種濃重的行會色彩。在人員的選用上,晉商更重同鄉、血緣關系,“肆牛執事,不雜以解籍人”,不利于真正廣泛地吸收人才。晉商中的“商伙制”或稱“伙計制”即東家出錢,有本土本鄉相知的貧窮者出人營運以充“伙計”,不少地方的“伙計”世代相襲而成為世襲商奴。[20]顯然,隨著近代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些封建性束縛非但不能適應時代,反而成為晉商進一步發展的障礙。此外晉商本身也有人格脆弱的一面,他們大多來自農村,思想上不自覺地帶有了小農的保守性,行為中又缺少高層理論力量的支撐,他們奮斗了五個多世紀,卻從來未出現一個代表他們說話的思想家,這和徽商等產生了明顯的差別,他們出發點和歸結點都集中在農村,他們的人生規范不自覺的融入了大量的封建色彩。第三,晉商經營管理中存在的失誤是造成晉商整體衰落的又一至關重要的內在因素。 晉商廣泛采取無限責任的股份公司經營方式和總經理負責制。以票號為例,票號資本,以幾家財東合資者為多,也有獨資經營的。票號宣告成立后,財東便根據自己查訪或聽人介紹,選擇能力可信任的人擔任票號總經理,把票號管理全權委托給總經理,平時的業務往來及人事安排等,財東都不能隨便干涉,任其經營,靜待其按期做出決策報告,“苛非人力所能制止而喪失資金,財東不但不責經理失職,且加慰勉,立即補足資金,令其重振旗鼓”??偺柦浝韺Ψ痔柦浝硪彩侨绱?,一切令其放手經營。同時利潤分配上,票號采取銀股,人力股分紅制,凡投資者為銀股,一般以白銀10,000兩或8,000兩為一股,凡憑資歷,能力頂生意者為人力股,一般經理頂人力股1—1.2股。下面伙友按資歷、能力大小依次減低,最少為一厘。[21]以上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票號的發展,但是卻存在嚴重弊端。首先這種無限責任公司制,當資不抵債時,財東必須用家產償還債務,大大降低了抗風險的能力。例如:介休的乾盛亨票號由于光緒八年(1880年)的一件“云南報銷案”受牽連,大筆官款被收回,許多儲戶聞訊前來提款,而總號,分號由于周轉不靈,財東只好從自家積財中支取,當時用五輛大車整整拉了一天銀元寶,風波平息了,可元氣卻大傷。后來庚子事變時,乾盛亨數家分號被焚,損失慘重,當面臨再次的擠兌時,東家只能破產,典當家產還債。[22]其次,晉商經營中片面重視人的因素,例如票號中總經理負責制,一定程度上這一制度使票號前途系于一人之手,而無必要的行之有效的制約機制,再加上總號經理等對票號利潤分配只“分盈不分虧”,使的一人決斷失誤,往往殃及整個票號。1909年,當蔚泰厚分號的李宏齡等介于激烈的時局變遷,要求總號經理毛鴻翰決策,組建新式商業銀行時,卻因毛個人堅決不同意,而只能坐失良機。[23]再次,票號經營多有號規,但是其內容中濃厚的封建性不免抑制了號中人正常合理的生活欲望,而不利于提高其人員的經營積極性。比如:不準接眷外出,若干年歸家一次等等。同時,內容中一味要求“各乘天良,盡心好事,不得懈怠偷安,恣意奢華”,重人不重法,只靠“天良”來約束人,其效力可想而知。遠在千里之外的分號經理是否盡職,往往不能及時得悉,一旦卷款潛逃、偽造帳目,便無法補救。這在清末表現的更為突出,“心離思叛者,十居八九”。辛亥革命時,票號受到重大損失,就與此有關?!稌x商盛衰記》載:“武漢一呼,四海響應。各票莊于此… …多攜款逃歸,自圖安逸… …于是乃束手待斃,一敗涂地矣”。晉商經營往往資本小、業務量大或資本雖大卻又太重信用,不作必要之抵押,這樣當對方破產或惡意拖欠時,往往倒帳的風險極大。例如:太谷志誠信末期盡管其帳面上放款有白銀400萬兩,欠款只白銀200萬兩,但由于時局混亂,放款無法收回,所以在大規模的擠兌面前只有破產倒閉。[24]太谷曹氏在同俄茶商競爭中采取賒銷茶葉給俄中小茶商,而不做抵押,結果由于對方破產或惡意拖欠,損失慘重。第四,晉商晚期所滋生的“奢為貴”思想進而揮霍無度也為晉商衰落埋下了伏筆。晉商中許多著名的商業或金融大集團其創業者都出身貧寒,大多以儉創業守業。例如喬家“在中堂”其創業者出身貧困,迫于生計走西口至塞外謀身,憑著勤儉,在包頭經歷多年的奮斗,才誕生了后來著名的“在中堂”,“復字號”。因此其后代多以極其嚴格的規定約束自己,以儉守業。 [25]太谷曹氏也如此,從磨豆腐起家,發展成為跨國經營集團,一度襲斷對俄的茶葉經營。在其所開的當鋪,帳莊大廳上常擺一小磨,并教育其家人及從業人員“勤儉起家”的道理。[26]也正因為如此,晉商才能稱雄商號5個多世紀。但隨著業務的發展,時代的變遷,晉商中日益滋生出的“奢為貴”的思想,以票號業中的龍頭日升昌為例,其后期經營主要精力集中在官款業務。由于不斷與官場結交,到光緒年間,號風為之一變,無論總號分號,個個穿著華貴,趾高氣昂,對小型匯兌往往一概不接。經理們往往生活腐化,出入乘轎,中飽私囊。再看蔚盛長票號也是如此,其漢口分號經理王作梅非常講排場,他夏日所穿的綢衫專門從杭州購來,用名貴的機綢織成,家中各種珍貴的皮貨如金絲猴、水獺、猞猁皮無所不有。 [27]許多商號經理財東醉心于享樂、聽戲、吸食鴉片,為票號經營帶來無窮后患。許多號規被打破,總號分號脫節,管理日益混亂。蔚子五聯號的號規記載中有這樣一段話:“(近日票號)無如奢風日甚,荒情日生,在各莊竭盡心力秉公辦理者固不乏人,而敷衍遷就者亦屬不少,甚有堂堂接班人,或上下蒙蔽、或獨自鯨吞,我聯號竟有如此人,其與監守自盜何殊”。在號規中記載此事,足見“奢”風的嚴重程度。在這一風氣影響下,清末民初晉商中許多發生了蛻變,上上下下只圖享樂無心經營,內部隱含著許多敗亡的危機,加快了晉商衰落的速度。曾經稱雄兩個多世紀的旅蒙巨商 “大盛魁”就是一個典型。1924年被擠出蒙古市場后,其許多掌柜卻仍不思進取,只知揮霍,中飽私囊,到1929年最終倒閉了。[28] 正是在這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內外交困的狀況下,作為封建社會經濟與專制政治制度結合的傳統商業——晉商,整體性地衰落了。它的衰落極生動地展示了封建商業資本的這種悲劇性進程,它不但最終沒有創造出新的生產力方式,反而自身卻湮沒在了舊的社會經濟形態的腐朽泥潭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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